回国的当天，他就投入了研制扫描隧道显微镜的紧张工作，仅用4个多月的时间，就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计算机控制、有数据分析和图像处理系统的数字化扫描隧道显微镜CSTM-9000。
尽管美国、俄罗斯等国曾尝试利用地面大型射电天线建立深空测控网，为遥远的飞行器提供导航服务，但导航精度会随着与地球距离的增加而变差。星际旅行怎么才能不迷航？科学家将目光聚焦到不依赖地面设备的航天器自主导航技术上。
因此，通过分析航天器接收到的不同方向的脉冲星脉冲信号的特性，就可以反推得到航天器在空间的三维位置、速度或运动轨道。慧眼卫星首席科学家张双南介绍，这套自主定位的算法是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研究团队于2016年提出的一种新的X射线脉冲星导航算法脉冲轮廓显著性与卫星轨道的关联分析，该算法的可行性已在POLAR实验上得到初步验证。这一结果为该算法的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可是，由于这些航天器远离地球，现有的卫星导航系统难以为它们提供可靠的导航服务。地球人的尝试 近年来，X射线脉冲星导航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脉冲星发出的两个相邻脉冲的时间间隔是恒定的，如果航天器朝向脉冲星运动，接收到的脉冲间隔会缩短，反之，则会变长，观测得到的脉冲轮廓也随之发生变化。2004年，欧空局发布了基于脉冲星时间信息的航天器导航可行性研究技术报告。《中国科学报》 (2019-07-29 第1版 要闻)。
理清程序性伦理问题，项目的启动、批准都要有程序，甚至相关人员还要加以培训。如美国成立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为总统提供决策，英国通过纳菲尔德生命伦理学理事会向决策者提供咨询意见和鼓励生命伦理争论，加拿大采取持续性审查加强过程中的监督、审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邱仁宗指出，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应重点关注新兴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熊思东指出，虽然说科技伦理应实现制度上的全覆盖，但就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而言应抓重点。
做到伦理先行，有事先的预判，而不是亡羊补牢。事实上，我国已形成了门类众多的专家委员会，但相关领域的伦理研究基础缺乏。
随着技术进步，产生新的伦理问题。熊思东指出，上述办法、原则只是部门规章，法律位阶低。如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三位总统都设立了该机构, 探讨科学、医学和技术方面的伦理问题。据悉，目前医疗卫生机构建有伦理委员会或伦理审查组织的只有87.5%，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设置伦理委员会过少（分别为17.6%、5.4%和1.0%）。
不能简单拿来主义 发达国家形成了成熟的伦理委员会管理制度。那么，对于组建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学界又有哪些期待？ 不能再由基层医院自己说了算 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科技伦理委员会，像疟原虫抗癌疗法等一些涉及重大科技伦理的操作，一个基层医院就可以自行决策了。重大科技伦理问题错综复杂，远不是一个部门可以解决的。显然，这远不是基层医院就能承担的科技伦理风险，是关乎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事情。
从提出到落地，仅4个多月时间，可谓迅速。比如，大数据算法带来了预想不到的价格、性别和种族歧视。
伦理审查缺乏专门的监管主体，一些机构伦理委员会监管较松，审查基本上属于走过场，伦理审查工作无评价与考核。实际上，科技伦理的全覆盖，还在于新科技对人类基本共识的全覆盖。
在他看来，新兴技术有3个特点：给人类带来好处，也带来风险。听到建议被采纳，熊思东很欣喜。链接 ●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 美国的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由总统或国会设立，有近40年的历史。其指导原则是, 致力于严格考查和探索不同的观点, 让公众参与生命伦理话题, 并开展国际合作, 推进在道德上负责任的做法和相关的国家政策。中国医学科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晓梅提醒注意伦理标准的一致性。作者：温才妃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9/7/29 8:20:37 选择字号：小 中 大 科技伦理，从此有了大管家 ■本报记者 温才妃 7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
《中国科学报》了解到，国外伦理委员会的一大共同点是，都有分领域、分系统的专业委员会，但不论是伦理委员会还是专业委员会，它们共同的身份都是国家委员会。向政府或相关机构提出政策建议，并通过报告、简报等形式来传播其工作。
人工智能的科学研究发展迅速，但相应的伦理、法律、管理研究甚少，各种会议上也缺少对具体问题的研讨。●英国纳菲尔德生命伦理学理事会 英国没有政府层面的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纳菲尔德生命伦理学理事会实际上发挥了这一职能，负责考查和报告生物学和医学的伦理问题。
曾经闹过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有关部门要制定我国的机器人伦理准则，邱仁宗建议改名为实际制造和使用机器人的伦理标准，因为机器人是机器不是人，该负责的是人，而不是机器本身。该机构就与生命伦理有关的专题提供专家咨询意见。
伦理要真正做到预判，必须要有扎实的实体、明确的战略目标，而不是靠学者散在的课题研究、论文就能解决问题。这是中国科学家强烈呼吁国家层面建立伦理委员会的一个出发点。人机接口使得人的精神层面不再全由大脑控制，还可以由机械控制。他告诉《中国科学报》：建议被采纳、能够推动社会发展，是每个人大代表的共同心愿，但国家出台重大决策并不能归因于某一个人，只能说大家劲往一块儿使，想到一块儿去了。
熊思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前过分依赖基层、实行谁执行谁负责的原则。熊思东补充，不要简单地把它从过度依赖基层变为过度依赖国家，这样也不利于促进科技发展。
实际上，科技伦理和科学技术应该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技术告诉人们哪些东西可以做，伦理告诉人们哪些东西应该做。如果奉行简单的拿来主义，熊思东的一重担心是，由此产生众多分领域的国家科学技术伦理委员会。
弥补这方面的缺失，首先要靠学术积累，国家层面应集中研究新兴技术，扎实研究新兴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组建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是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包信和，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等多位代表、委员的建议、提案，也是今年两会的热门建议、提案。
这些都属于科技伦理的研究范畴。国家层面应建立专门、权威的机构，汇集多学科专家，站在国家层面解决具体问题，打破过去部委在伦理标准上各行其职、各行其道的做法。诸多伦理委员会没有标准化的操作规程，审查能力良莠不齐。翟晓梅指出，过去人们泛泛地理解伦理，使得伦理与科技渐行渐远。
从晚上10时绵延到凌晨1时的夜间经济，正将个体行为转变为社会行为，从医学、生物角度来看，改变了人的生物学规律和基本行为考研，为何成为不少大学生的执念？ 逃避式考研成新风向 这个暑假，汕头大学的大三学生薛怀开始准备复习考研了。
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除了没有做好进社会宫斗的准备，一些大学生的逃避式考研甚至是为了逃避逼婚。
即将大四的她表示，个人的婚姻观与家长有难以跨越的鸿沟，目前也没有想要结婚的想法。我这个人喜欢稳定的生活，而且我也比较喜欢高校的氛围，以后会更倾向于在高校任教。
